小镇阅读的坚守

  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经过图书馆的时候，大人往往是不抬头的，但孩子的眼神会不一样。

  图书馆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乡——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一所小学对面的巷子里。上津镇是郧西县内面积最大的镇域之一，镇里有两所小学，还有一所小学与初中合体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下午五六点钟，放学的音乐准时响起，四面八方来的家长们很快聚成人群，陆续接上孩子回家，大孩子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平时沉寂冷清的小镇在每天这个固定的时刻喧嚣起来。

  悠长的巷子里，奶奶或者妈妈一边接过书包背在肩上，一边牵着孩子往家赶，偶尔有几个被牵住的小孩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白色民房小楼的最底层，昏暗不明的空间内，成堆成堆的书籍画册，还有一个总是坐在门口书桌位置的单薄身影。

  偶尔有两个住在附近的孩子跑进来，挑一两本绘本书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翻看，直到妈妈们做好饭菜喊他们回家。在这个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小镇上唯一一个图书馆还是冷清的，像是全世界最失意的所在。

  作为图书馆的发起人，陈迪桥坐在这里，有时整理账目，或是在写公众号文章。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这个身影更像是在守护着某种东西，固执又沉默、灰心又纠结，想要逃离又舍不得马上离开。

  去年8月底，陈迪桥在他的公众号“上津古城爱家乡图书馆”上发了一篇文章《一个难以上升得更好的乡镇公益图书馆，还有没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他说，“坚持，好像没有多大的前途，不坚持，又太可惜。”

  因为这篇文章，我见到了陈迪桥。因为要去接我，他暂时关上了大门——平时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其实，小镇图书馆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但是一开始这么叫了，时间长了就延续了下来。而这可能也是陈迪桥内心深处的一种期待——办一家像样的图书馆。

  但实际上这里既没有牌匾，也没有一点标识，远远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陈旧的仓库。拉开铁制卷帘门，一股“书的味道”扑面而来。不到一人高的木质书架贴满每面墙壁，图书被分类摆放，拼音、幼儿图书、图画书、绘本、文学、小说……大多数都是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在围满书籍的房间中央，放置着一张标准的乒乓球台。书架一侧的顶端，放着这家图书馆唯一的身份认证：德善公益图书馆、爱家乡书屋。

  陈迪桥说，因没有政府部门接受作为主管单位，图书馆始终没正式注册。也是这个原因，它失去了单独申请基金会项目的资格。

  尽管在现实层面上，这个“草台班子”一直得不到承认和认可，但一路走来，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这间所谓的“小镇书屋”价值几何。

  2016年，图书馆诞生，开在了镇里前街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两室一厅的民房不到100平方米，年租金3000元。经营的第一年还算顺利，图书馆一边增加书量，一边积累着固定的读者。因为借阅方便且不收押金，很快就登记了500个读者。

  第二年，图书馆搬到了更靠近集镇中心位置的后街，新馆面积更大，而且是在一层。与此同时，年租金猛涨到了两万元。当时在无锡做鸟巢图书馆的朋友师素方建议他做定向月捐：招募的支持者每月固定捐赠50元，以支撑图书馆的房租水电各项开销。那一年，陈迪桥和朋友召集了十几个支持者，大多数也都是做公益的，还有一部分学生家长，暂时稳住了局面。

  第三年，房租终于涨到了陈迪桥不能接受的程度，跟房东沟通无效之后，2019年，他把图书馆搬到了相对偏僻的金荣明小学对面，也就是现在的位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读者数量的锐减。虽然临近学校，但来看书的孩子并不多。离开的时候，很多原先住在镇中心的家长都抱怨他，怎么就搬走了呢，他也只是无奈。

  2020年，镇上打造的仿古“明清老街”初具规模，看中那里的繁华地段，又距离新馆不远，陈迪桥租了一间房作为分馆，起名“崇文图书馆”。

  “当时我们想得挺好，还设计了售卖周边产品和喝咖啡的地方。”陈迪桥说，但是好景不长，隔壁就是麻将馆和KTV，白天就挺闹，到了晚上就吵得更厉害了。中间又遭遇了运营公司撬锁，“桌椅坏了，书也乱得很。”断断续续坚持了一年多，直到2021年的国庆节，分馆也关门了，只留下一间勉强维持的书屋和为数不多的读者。

  六年里，陈迪桥做图书馆的资产金额来源基本靠捐赠维持，每年大约能够募集到四五万元。一应账目明细，他都会在仔细梳理后做成表格，推送到图书馆的公众号。长长的捐款人名单里，不乏有“某某爸爸”“某某妈妈”的名字，也有“某某老师”，大部分都是热心公益的高校老师，有通过公众号知道的，也有从朋友那里听说的。在那篇纠结是否做下去的文章里，他也写道：“图书馆凝聚了太多爱心。”

  做图书馆的第一年，陈迪桥和母亲大吵一架。母亲想让他尽快安定下来，要么打工赚钱，要么尽快娶妻生子。总是这样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搞一些看不出有多大出息的事情，在家里人看来就是在浪费时间。

  然而，1989年出生的陈迪桥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在村里很多人眼中，属实算个“大龄单身男青年”，镇上照顾孩子的家长又多为女性。“唾沫星子淹死人”，有一些母亲了解这一个图书馆，但却不会直接带孩子进来。

  有一次，他和一个图书馆的志愿者一起在学生家里吃饭，邻居似有若无的一句闲话让他差点气炸。“那人说，你们和图书馆的关系真好啊，就是那种阴阳怪气。”说到这里，一直滔滔不绝的他难得停顿了一下。

  周倩和周久荣是一对姐弟。姐姐上小学二年级，弟弟在幼儿园。因为家就在图书馆对面，她俩已经是这里的“老读者”。

  周倩的爸爸长期在西安打工，平时只有妈妈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除了吃饭睡觉，姐弟俩有空就来图书馆写作业、找书看。她们喜欢和这个大哥哥斗嘴、耍赖，经常是两个孩子一起说话，让平时惯会说教的陈迪桥插不上嘴。“农村的孩子大多数都缺乏高质量陪伴，放养的比较多。”陈迪桥说。

  最近，姐姐的成绩下滑了。似乎到了该为成绩着急的年纪，周倩妈妈却显得很淡定，“反正都要去镇上的初中，没选的。”

  陈迪桥也是到了高中才有了“择校”的意识。当时，镇里初中学习最好的孩子都奔着县一中考，他因为三分之差去了县二中。到了高二，数学成绩开始跟不上了。眼看考不到心仪的重点学校，在一次与老师发生冲突过后，陈迪桥休学了。

  “当时没有人讲怎么报志愿，怎么规划，自己也不懂这些，只知道清华北大这些名校。”他说。

  休学一年之后，陈迪桥第一次正式离开家乡外出打工。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曾辗转西安、深圳等城市，进过两次富士康。“生产模具，就是在流水线上按一下开关就可以。光这个工作就按了快一年。”

  打工第一年，他在工地干了几个月小工，每天负责搬运钢管架和木方，“早上起来，手脚都是麻的”。当时，“工资不高、伙食很差，但是挺开心”。因为结交了一些比较单纯的朋友，发展了自己的爱好。而且有时间就去找书看，从鲁迅到沈从文，从陈寅恪到梁漱溟……大量的阅读打开了新的世界，他看待社会的眼光开始不一样了。

  大城市优越的图书资源和阅读氛围让他兴奋不已，也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城乡差异问题：“城市的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体育馆，农村全部没有，男人就是钓钓鱼，女性就是广场舞，更多的是打麻将。”不仅如此，整个小镇没有一个书报亭，甚至图书馆也是县里边才有。这里的小孩和20年前的自己一样，没有书看。

  到了2014年，陈迪桥接触到了乡村建设领域和皮村文学小组，听了太多类似“回不去的乡村”的论调，他开始想回来。两年后的初春，他回到镇上，踌躇满志写下一篇文章，题目是“试着回到故乡”。那时他写道：“今天的中国太需要移风易俗，需要观念的转变。而这就是我想在家乡做的事情。虽然我知道这一切很难，甚至比发展经济更难。”

  “以前，像我一样的孩子看书难，现在的农村孩子还是看书难；以前的孩子不懂报志愿，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个表格填啥好。”在他看来，教育资源和信息的不对等，让今天的家乡孩子仍在困顿与弱势里。

  有一次，一个常来图书馆的小女孩进来看书，反常地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陈迪桥发现不对劲，就过去询问。摘下口罩一看，脸上有伤。“珠心算没考好，被妈妈打了。”陈迪桥说，孩子妈妈是个很要强的人，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婆婆又重男轻女，就一直狠抓孩子学习。“一部分农村家长是这样的，要么是打骂，要么是溺爱，危害都特别大。”

  “反倒是孩子自己对阅读感兴趣。”他说，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经过图书馆的时候，大人往往是不抬头的，但孩子的眼神会不一样。那种好奇和兴奋的光亮，也许是他图书馆事业里最大的慰藉。

  初到上津的外地人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千年古镇。因为镇域内水系发达，又靠近鄂陕交界，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上津作为水陆交通要地，便有“秦楚咽喉，天子渡口”的赞誉。今天，小镇仍还保存着古城墙、古民居群、县政府旧址，上津古镇也曾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些年，本着打造历史背景和文化名镇的目标，政府出资修建的古镇壁画、仿古老街、喷泉设施陆续完成，清雅幽静又古香古色。到了夜晚，金钱河岸灯火通明，镇上的人纷纷沿着河堤散步，偶尔还会看到形形的主播支起手机架，表演各种才艺。

  “都说建设文化小镇，阅读不是一种文化吗？”走在古镇崭新的道路上，陈迪桥谈起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人自古就讲究读书，我们本身就有深厚的耕读文化。”在他看来，在真正的文化建设方面，今天的小镇正在经历一种舍本逐末的衰退。

  老田是陈迪桥一位要好同学的弟弟，也是镇上一所村小的语文老师。前几年，过境镇里的高速通了，因为正好处在高速公路入镇的位置，学校也跟着翻新了一遍，远远看去，洁白的教学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十分赏心悦目。

  临街教学楼的二层，是学校图书室的所在。因为和老田相熟，几年前整理捐赠图书的时候，陈迪桥给小学的图书室捐过100多本书，因此也与这里的老师和学生熟悉了起来。小学校长比较开明，也支持过小镇图书馆的捐赠。

  老田告诉我，自从学校图书室开设以后，除了第一年购置的书籍和陈迪桥捐赠的，学校图书室就没有买过新书。“孩子们兴趣不高，没有那种氛围。”他说，与图书室的“境遇”类似，隔壁的美术和音乐教室利用率也很低，“因没有专业的美术音乐老师。”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全能”，哪科需要就教哪科。像老田自己以前是数学老师，到了今年，他改教语文了。

  几年前，老田还是一名初中老师，因为感受到那所中学管理制度上的“压迫感”，过了没多久就辞职了。休整过后，他重新选择了离家近一些的村小教书。小学管理更自由一些，也因此，他有了更多时间照顾家里。

  在这所小学，三到五年级的学生基本都在校住宿。下午五点四十分放学以后，从六点到七点是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孩子自己玩一会儿，组不组织活动可能会看老师的精力。”老田说，从七点半以后，所有孩子就都要上床睡觉了。“有值班老师看着，睡不着就躺着。”

  在陈迪桥看来，以前小镇的孩子没书看大多是因为物质匮乏，而在物质生活已经极大改善的今天，精神匮乏成为了根本原因。“阅读教育不被重视，很多家长和老师自己也不阅读，成年人基本不读书。”

  图书馆所在的地方是伍峪坪村，听说陈迪桥的图书馆在搞月捐，村党支部书记祝东波挺有兴趣。前不久，他曾和陈迪桥讨论，可以把附近几个村的农家书屋和图书室跟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管理，一来能扩大图书馆目前的规模，二来村里的这些图书室也有了专业的人去打理。

  但他们又马上发现，要实现这种资源的整合盘活，需要镇一级层面的统一支持和协调。想到可能没人去关心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两个人说着说着也就沉默了。

  近两年，镇政府打造的另一处文旅小镇的重点，是镇中心河西地区的另一条仿古街，有青砖黑瓦的徽派钟楼，有讲述古镇历史的“上津道博物馆”，不远处载种的满池荷花，盛开时节经常引得路过的人们下荷塘摘莲蓬。

  一经过这里，陈迪桥就会不自觉地闲话一句，“要是能在这个地段租个门店做图书馆，就不愁没人来了。”

  在图书馆长长的月捐名单里，“黄灯老师”的名字位列其中。一次活动中，陈迪桥结识了这位关注乡村和教育的作家，他喜欢黄灯对他的评价，“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在读过的作家里，陈迪桥最推崇的是沈从文，曾经花了上千元买过一套合集，基本上“每一个作品都看过”，尤其认同他作品中“知行合一”的思想。“虽然我没有完全做到。”他说，“至少做得不够好。”

  不久前，陈迪桥有了离开的打算，这个念头也在脑海里不停地经历着怀疑与推翻：镇上那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很快就搬迁了，新的校址就在图书馆旁边十几米的地方，目前正在施工建设中。他期待有了这个稳定的流量，图书馆的状况能变得好些。

  如果再过一年还是老样子，他计划暂时离开家乡，离开小镇图书馆，去市里边和朋友合作经营一个生态农业基地，图书馆就找一个“有文化又靠谱”的学生家长照看，“至少保留着基本的借阅功能，维持着就行。”

  在图书馆经营的头几年，陈迪桥积累了不错的家长人脉：除了借阅图书，图书馆还经常作为假期孩子们的“托管所”，写作业、组织读书会、夏令营；端午节带着包粽子，中秋节用模具做月饼。夏天最热的时候外出，偶尔会有家长送来西瓜给志愿者和孩子们，野炊的时候，有妈妈主动来教生火做饭。

  临近暑假，在武汉读大一的贾似垚从村里的微信群知道了图书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便来帮忙。后来，只要陈迪桥的图书馆需要志愿服务，他有时间都会过来。“就是带着小朋友做作业。小孩在家普遍是玩手机看电视，辅导作业已经成了老大难问题。家长也头疼，孩子也烦。但在这里就做得快，玩也会比较开心。”

  除了参与辅导作业，远足、野炊、带小朋友做手工，贾似垚都参与过。印象最深的是去年7月份，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到河里边体验游泳，还请了专业的救援队，给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知识。“那次去了大概有20多个小孩，表现都很积极。”他说。

  然而，即便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成功探索，缺少资金始终是最实际的，也是最大的难题。对于今天的陈迪桥来说，他的能力显然还不能支撑最初那个“试着回到故乡”的理想：改变家乡人的观念，进而改变小镇的文化生态；但在他的行动下，这里的某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比如暑期实践活动里慢慢的变多的孩子，还有来自家长和志愿者们愈加高涨的热情。

  谈及以后的打算，陈迪桥的想法显得从容又无奈。他想再去北京看看，系统地学习乡村建设知识，学习生态农业。他说，如果自己通过在外边这一些平台提升了自己，加强了能力，回来又能有助于这个图书馆，那不是更好的事吗？

  采访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从华灯耀眼的河西仿古街往图书馆的方向走，悠长的巷子逐渐变得昏暗起来。转过几道岔口，落在后边的我突然找不到路，正着急时，周倩姐弟把我喊了回来。

  拐进正确的路口，终于看到了卷帘门上那一盏久违的光，在周围如水沉静的夜色里格外清澈温暖。